向忠发
向忠发，这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长河中仅如流星划过的人物，自1931年6月24日遭受国民党残酷杀害之后，便伴随着种种与他相关的传闻浮出水面。他的名字，如同秋风中飘零的落叶，在岁月的晨曦与晚霞中飘摇了数十年，颜色从枯黄渐变为深邃的褐色。而围绕他的传闻与猜疑，有的已被岁月洗净，有的曾一度掀起波澜，而有的则依旧笼罩在迷雾之中，令人难以洞悉真相。地下工作的神秘性，使得浓墨重彩成为文人墨客的惯用手法，以至于在纷繁的云雾之后，庐山真面目难以窥见。向忠发生前身后所发生的种种悬疑，吸引着众多历史探寻者，也长期占据着报章的头条，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。
01、何德何能“总书记”
无疑，这乃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，其中并无所谓的“标准答案”。回顾1928年7月，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及政治局会议上，向忠发荣膺中央政治局主席、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之职，此乃人们常称之为“总书记”的显赫职位。
过往的若干历史文献，曾将向忠发描绘为潜入党内、窃取最高领导岗位的堕落腐化分子。然而，随着历史资料的逐步挖掘和中共历史研究的日益科学化，这一问题的解释变得更加严谨和公允。向忠发之所以能占据党内领导核心的“第一把交椅”，不仅因其个人具备超越常人的优势，亦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。
向忠发，一位深具影响力的工人运动领袖，在家乡湖北尤其享有盛誉，他在劳工阶层中的深厚根基，使他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之便。在党内，他的资历并非特别深厚，并非共产党创立初期就加入的党员。1925年，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向忠发首次踏入中央委员会的行列。相比之下，早在1921年加入共产党的北方工人运动领袖邓培，在党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就已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；与向忠发同一年入党的南方工人领袖王荷波，则仅仅一年之后便被提拔为中央执行委员。
1927年，时运降临这位湖北籍人士。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际；在广州，邓培被新崛起的军阀拘捕，而在当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，王荷波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。随着革命重心转移到武汉，湖北的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，武汉工人纠察队成为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。而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，领导着拥有270多个工会组织、会员数以十万计的工人纠察队，这位总指挥正是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——向忠发。
在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，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，增加工人代表进入领导机关，向忠发以全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。曾为陈独秀秘书的黄玠然回忆说：“在武汉那段时期，许多人和工人同志都知晓有一位向忠发。他表现得异常活跃，在工人组织中颇具影响力，甚至有人戏称他为‘大工贼’。”这里的“大工贼”并非贬义词，而是工人们对他的一种戏谑与亲近。在随后的政治局选举中，瞿秋白、李维汉、苏兆征被选为常务委员，其中苏兆征出身于工人领袖，而向忠发并未跻身党的领导核心之列。
在八七会议落幕不久，向忠发便率团前往苏联，领导中国工农代表团，并肩负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重任，自此未返国门。翌年六月，他在莫斯科参与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这一事件标志着他人生轨迹的重大转变。
在党内及共产国际内部，曾一度并存两种思想倾向，这些倾向恰成为向忠发迅速攀升的绝佳时机。一方面，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后，中央领导层先是犯了右倾错误，而后又转向“左”倾，这一错误倾向亟待纠正。另一方面，这些错误倾向的主要推手，如陈独秀、瞿秋白，均为知识分子出身，他们难以胜任中国革命领袖的重任。因此，在六大召开之前，共产国际便开始对身在苏联的向忠发进行细致的考察。
斯大林亲自对人选进行了考察，并对此表示认可，并指示要妥善处理与我国同志的沟通事宜。在六大会议上，向忠发的表现，包括他那风趣的谈吐，都让共产国际的同志以及我国的同志们感到耳目一新。在会议讨论环节，他总是先以一句幽默的话语开场：“现在，大工贼要发言了”，引得与会者发出一阵友好的笑声。
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虽已跻身领导核心，却因健康问题未能及时抵达苏联，错失了在共产国际展示自我的良机。从这一视角审视，向忠发最终登上党的领导之位，实乃历史的必然。然而，所谓的“历史选择”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，对某一特定人物的选择，这并不意味着出现了顺应时代潮流的领袖。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向忠发在一些人的眼中成为“流氓无产者”，“大字不识几个，连文件也看不了”，“仗着老工人的牌子，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”。如果把向忠发刻画成一个不学无术的小丑，被贬低的不是党内的一个叛徒，而是战胜一切敌手并且取得全国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。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变节者的出现，停滞一往无前的脚步，不承认这一点，就会陷入历史的悖论。
02、同床异梦者
凡是对向忠发有所了解的人，尤其是那些在他晚年与之有过交往的党内同仁，无不深知其身边有一位名叫杨秀贞的女性。这位容貌出众的女子，频繁地出现在众多见证者的回忆录中——不论是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到普通职员，抑或是国民党的特务头目乃至负责侦查案件的底层特务，无一例外。
已故中共中央机要处主任张纪恩曾忆及，那名女子“身材高挑，颇有几分风姿”。至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，在其后续的描述中，如此形容她：“打扮时尚，容貌与身形均符合美丽之典范。”但提及杨秀贞，人们往往将她与“妓女”“情妇”“妾室”“姨太太”等名声不佳的角色相联系，这些称谓多半带有贬义。关于杨秀贞的真实面貌，史籍记载模糊不清，仅能从与她同龄人的叙述中窥见一二。
“妓女”。这个说法最经典的依据，出自周恩来1972年6月对向忠发的评价。这是一段流传很广的描述：“向忠发身为总书记，在上海购置了一所豪华宅邸，并蓄养了一名妓女，沉溺于酒色之中。当敌人发现这一情况后，首先拘捕了妓女，然而她却坚称向忠发并非党员。然而，当向忠发被捉拿归案，他却立刻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，并选择了背叛。他的道德品质，竟不如一名妓女。”
周恩来的这段话，出自他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一份报告。时值林彪事件发生不久，中央加强对“路线斗争”历史的研究，周恩来在这里并非是做史料考据。后来的研究成果也表明，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周恩来，所叙述的若干细节也是与史实有出入的。譬如向杨二人的被捕顺序，周恩来的记忆显然有误，应是向忠发被抓后供出了杨秀贞。杨秀贞也并不一定是不承认向忠发系共产党员，她可能根本就不知晓同居男人的政治身份。周恩来把杨秀贞称作妓女，一则她可能确是出身妓女，二则是一种不屑的语气。这种表述方式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再正常不过了。
向忠发被捕时，王明和他的妻子孟庆树就在上海。孟庆树晚年整理的王明回忆，其中也有“妓女”一说。王明说，向忠发被枪毙后的第二天，上海各大报上都登出向忠发被捕枪决的消息和他被捕后的供词，还登出向有个小老婆是厦门路妓院出台妓女的消息。据说敌人在向的住处（向自己新搬的某旅馆里）见到向的小老婆时，对她哈哈大笑说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知道不知道那老头（指向）是什么人？”妓女说：“他（向）是银行老板，他花钱把我从妓院赎出来做妾的。”敌探说：“什么银行老板，他是个共产党头子！”敌人就把这个妓女放回厦门路妓院去了。孟庆树整理的材料中，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。譬如向忠发的“小老婆”并没有被释放，而是判了刑；并且我查遍的这一时期的《申报》各版，也没有找到所说的向忠发“供词”。
“姨太太”一称，源自顾顺章在叛变后所发布的《告共党青年书》。顾顺章曾言，这位“浙江宁波籍女子，出身于姨太太之家”，系被向忠发以共产党的经费为代价所纳，进而成为他的姨太太。徐恩曾在晚年所著的回忆录中提及这位杨姓女子，称其原为一名舞女，后以八千块大洋的价格被向忠发迎娶为妾。关于“姨太太”的称呼，此后在众多史学家的著作中屡见不鲜。叶永烈在其文章《向忠发之死》中提及，向忠发在上海时，假扮成一位富有的古董商人，居住于豪华洋房，生活奢侈，他提出需有一位“太太”相伴，方显得身份相称。
向忠发早已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并育有子女，其配偶刘秀英携子女一同居于上海。因此，“姨太太”一词在此语境下可有两种解读：一是指她曾身为富家之妾，经历二次婚姻后与向忠发结合；二则指向忠发的姨太太，即便刘秀英并未与丈夫同住，她依然是向家的法定正室，而杨氏则只能位居侧室。
自杨秀贞被拘禁于牢狱之中，她曾与共产党员李沫英共处一室。刑期届满后，她便神秘消失。李沫英，曾供职于全国赤色工会，回忆道，杨秀贞时常与狱警戏谑、调笑，我们心忧她可能遭遇不测。她曾向我保证：“我与他们玩笑，绝不会泄露你们的事。”由于与向忠发的同居关系，杨秀贞被判两年半监禁。与她同室的狱友在回忆录中，曾将她的名字记作“杨淑珍”、“杨素贞”、“杨秀珍”，由此可见，她并非核心的政治人物。
杨秀贞，她无疑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位匆匆过客，对于向忠发，她不过是一个男人，是他给予她生活支撑的依靠。偶尔在那些热衷于描绘八卦的花边作家笔下，杨秀贞被描绘成了“上海滩名妓”，浓墨重彩，栩栩如生。我们应当尊重历史，同样也要尊重历史中的每一位个体；对历史人物的尊重，亦是尊重历史本身的表现。
03、被捕因“姨太太”
最早披露向忠发被捕的，是1931年6月23日的《申报》。短短60余字，曰：“向忠发为共党首领，于昨日上午九时三刻在法租界善钟路被捕”。24日的上海《民国日报》略加描述，说他“在法捕房供姓俞，否认系向忠发，但警备部眼线证明确系向本人”。1935年国民党编印的《中国共产党之透视》一书，提及一些内情，称“伪共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之被捕，为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，是时向方热恋于其姘妇家中，不意为人所乘，乃相将入狱。”这本书署名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，后来演变为国民党中统局，徐恩曾也由主任成为副局长。
中统局局长一职，实则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，而副局长则担任实职。然而，二十多年后，徐恩曾在回忆录中对此事有了不同的叙述：“某日，一位外表颇为精干的青年步入我们的办公室，声称自己知晓向忠发的藏身之处，并愿意为我们指引方向。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礼物，我们起初对其真实性抱有疑虑。毕竟，这位青年在共产党内并未担任要职，按常理推断，他不可能掌握向忠发的确切住址。然而，考虑到此事值得一试，我们便跟随他来到了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。在那里，我们逮捕了一位土气十足、年逾五十的老者。他的言谈举止笨拙，对政治似乎也知之甚少，从外表来看，他更像是一位商人，居住在珠宝店内，与他的身份颇为相符。”经过向忠发同乡的辨认，并结合向忠发缺失一根手指的特征，我们最终确认了他的身份。
20世纪80年代，我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地位逐渐恢复，对隐蔽战线的回顾愈发深入，而有关向忠发被捕的线索也日益明朗。陈琮英，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的夫人，因女儿诞生而滞留上海。她回忆道，因向忠发纪律松懈，周恩来同志曾要求他与杨秀贞分离，并迁至周恩来同志家中居住。杨秀贞与陈琮英母女暂居于静安寺附近的一家旅馆，彼此以“嫂嫂”相称。“向忠发趁周恩来同志外出之际，前往旅馆探望其妻。为确保安全，我曾多次提醒、催促他立刻离开旅馆，但向忠发却置若罔闻。他在旅馆逗留了一夜，方才离去。出门打车时，敌人依据他手指残缺的特征，将他逮捕。”
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机要处主任的张纪恩，坚信向忠发被捕“完全是基于顾顺章提供的情报”。张纪恩表示：“他掌握向忠发居住在善钟路一家苏广成衣铺楼上的信息，并向敌人提供了向忠发右手食指缺失半截等关键线索。因此，向忠发的住所迅速被敌人侦查，进而导致其被捕。”张纪恩提供的这一线索，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、王明夫人孟庆树的说法不谋而合。杨之华当时担任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，1938年11月，她在莫斯科撰写了《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与教训》一文。文中提到，顾顺章曾利用杨秀贞缺乏警惕，向她介绍了一名女佣。“在老顾告密后，向忠发随即解雇了这名女佣并搬了家。然而，即便搬家后，向忠发的妻子仍与过去的裁缝店保持联系。于是，老顾便利用这名被解雇的女佣去询问裁缝店，从而得知了向忠新的住址。”
孟庆树整理出王明的回忆，内称：“顾顺章和小娘姨（和顾顺章关系很深的家庭女工）接上了头，小娘姨已经到某成衣铺去打听过老头（向忠发在党内的代号）的住处。”中央常委决定老头不要再出去，就住在周恩来家里，老头当时同意了。第二天，周恩来、王明、博古正在聂荣臻家里开会，特科来报告说：“老头在法租界汽车行被捕了！”王明责问为什么昨夜让老头出去，周恩来说：‘昨晚他曾在你面前答应留在我的住处，你离开后，邓颖超已为他铺好床铺，他声称立刻就寝。然而，当我与邓颖超回到自己的房间时，突然听到大门开关的声音，我出门查看，发现老头已经开门离去！我追到街上，试图劝他返回，但他坚决拒绝。他声称只是回家看看，次日就会回来，并承诺不再外出。’向忠发当晚返回周恩来家，次日前往汽车行租用汽车，准备返回周恩来处，却在付款时被守候在汽车行的特务逮捕。”
陈养山，当时任职于中央特科，回忆道：“向忠发是在召唤出租车时不幸被捕的。鉴于他原先的住所与出租车行相距不远，他常于此处召唤车辆。车行中有一人认出了向忠发，随即向国民党告发。特务们潜伏于车行之中，待向忠发召唤车辆时将其逮捕。”将各方面的回忆综合起来，这一过程大致清晰，且被史学界广泛认可。然而，存在一个例外，即徐恩曾在晚年回忆中所述。他在生动描绘之后，声称那位主动前来效忠的青年突然消失。“我们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是‘奉命来实施‘借刀杀人之计的。”徐恩曾所讲述的这个“故事”，与所有史料均无法对接。究其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，与当年《中国共产党之透视》中的某些描述如出一辙。
实际上，追溯向忠发被捕经过的众人，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，均非现场的直接见证者。然而，关于事件起因的讨论却出奇地一致。分析的核心主要集中于两点：一是被同居者牵连，二是因知情者的告发。史学家们亦认可这一分析，只不过他们将其表述提升至理性的高度，认为信仰与品格是决定一位共产党员命运的两大关键因素。
04、变节起于巡捕房
“向忠发，实乃证据确凿的叛徒。”此句出自1988年8月邓颖超致中央书记处的信件，为材料之开篇。“文化大革命”落幕之后，向忠发的叛变行为一度被重新提及。幸得历史见证者仍健在，即刻给出了清晰回应，使得党内的著述不再将其视为悬而未决的疑案，尽管部分细节仍有待于得到合理的阐释。
自向忠发被捕以来，关于他如何指认共产党人的事迹，陈琮英、周恩来与邓颖超均有回忆录记载。陈琮英曾言：“被捕的那天，我遇见了向忠发。他对着敌人宣称：‘我认得她，她是党中央的秘密交通员。’在面对敌人的质问时，他甚至对她进行劝导，说：‘别再编造口供了，你的身份他们早已明了。’”陈琮英回忆说，她对此刻记忆犹新，她坚定地否认自己的身份，声称自己不过是一位从农村来的普通妇女。后来她得知，向忠发还泄露了两个关键地点——戈登路的中央机要处以及周恩来位于小沙渡的住处。敌人据此在机要处拘捕了张纪恩、张越霞夫妇等工作人员，但在小沙渡却一无所获。周恩来听闻向忠发背叛的消息后，为了验证这一消息的真实性，他站在远处的高堤上观察，看到住所的窗帘被拉开，这是他们之间的预定暗号，由此确认了事态的严重性。
“当日，我与恩来同志先后冒着风险返回昔日居所，发现预设的警报信号依旧未撤。我们相继入室。恩来同志那时已听闻了向忠发叛变的消息。我们匆忙告别，并商定了下次会面的秘密地点。分别后，我们又进一步确信了内部工作关系的真实性，向忠发确已叛变。”1967年5月，周恩来就当年的“伍豪事件”致信毛泽东，并在信的附件中阐述：“1931年6月，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并遭处决，导致两处机关遭受破坏。”这两处机关，理应便是张纪恩任职的机要处以及周恩来同志的住处。
孟庆树所提供之《王明在苏联的回忆》中记载，在向忠发被捕之后，他首先被带至法租界巡捕房，缘由是他是在该区域被捕，必须完成相关程序后，方可被引渡至中国境内。手续办理完毕后，特务将其押送至龙华司令部，即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事法庭进行审问。当年曾在法租界巡捕房担任翻译的薛耕莘，参与了向忠发最初的审讯过程，晚年时，他详细回顾了与向忠发之间的对话内容。
向忠发向薛耕莘透露，自顾顺章事件之后，他与周恩来同住一处。由于迁移是在夜晚进行的，且他不得外出，因此无法详细说明具体地址，但他对那片区域却记忆犹新。向忠发表示，他原本拥有周恩来住宅的钥匙，但在被搜身时，该钥匙已被夺走。这一情节与邓颖超的叙述相吻合。因此，邓颖超提及：“敌人在次日上午果然来到我们的住处进行搜捕，但我们已撤离，他们最终未能得逞。”
李沫英被捕后是女监地下党支部书记，负责了解被捕人员的情况，秘密传送给外面的上级组织。她后来回忆说：“向忠发泄露了中央机关以及恩来、秋白等同志的藏身之处，他指示前往静安寺旅馆逮捕人员的敌特，称‘矮的是最恶劣的，不可抓取’，言下之意是矮者指陈琮英，高者则是指她的伴侣杨秀贞。最终，敌特将她们二人一同捕获，与我一同被监禁。”陈养山在回忆往事时提及，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，我们想方设法收集并审阅了向忠发的全部审讯记录，从而确凿证实了他叛变投敌的事实。
尽管已经确证向忠发的叛变，却还有一些情况没有合理的解释。譬如，在上海戈登路中央秘密机关工作的张纪恩、张越霞夫妇被捕后，使用早已准备好的假口供。向忠发明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，却未说破其身份。最后二人的罪名是“窝藏赤匪，隐而不报”，一个判刑判5年，一个无罪保释。向忠发知道警备司令部关押着关向应、余昌生，还曾与周恩来商量过营救方案。关向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，余昌生当过向忠发的秘书。张纪恩说：“若向忠发供出了他们，那正是份重重的‘见面礼’。”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即便向忠发被捕，这两人的身份仍得以保密，并在同年被无罪释放。同样，狱中的工人领袖乔生发也未因向忠发知晓其党内身份而遭受牵连。正是这些未解之谜，使得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关于向忠发是否真正叛变的争议。尽管陈琮英、邓颖超亲身经历证实了向忠发的背叛，但他们并未对这些疑虑做出进一步的澄清。
有关顾顺章的一些材料，或许能够帮助解释向忠发的行为。1931年6月，驻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向莫斯科报告，负责特务工作的顾顺章已于4月被捕叛变。顾某不仅知道所有中国同志的住所，而且还知道远东局几位同志的住所，但一直到今天未见警察或巡捕到来。如果顾将确切的地点马上告诉警察的话，我们的负责同志很可能将全数被捕。奇怪的是，并没有发生这一情况。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，就是顾被捕后对出卖俄国人变得多少有些顾虑了。顾除了供出周恩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以外，最严重的危害只是带着国民党特务人员巡视南京各监狱，指认中共分子。显然，顾顺章曾负责过中共特别行动科的工作，知道特科红队的手段。他要防备红队报复已经很困难，要防备俄国人报复自然更难，因为特科的许多技术手段本来就是俄国人传授的。他之反叛，自然是想活命，在红队略施警告后，顾顺章将其所知道的远东局成员的名字和地址统统隐瞒起来，只说了一个无关痛痒的牛兰的名字，连中共领导人经常开会的地点和秘密文件存放处都未讲出，多半可以认为是其心有余悸的一种表现。
6月22日的上午，向忠发被捕，而到了下午，他才透露出杨秀贞的藏身之地。当晚，他更是在严刑逼供之下，供出了中央机要处的具体位置，显然并非是如竹筒倒豆般坦诚。叛徒固然可恶，然而一个人若要背叛自己的信仰，出卖自己的战友，实非易事。首先，他必须承受心灵的折磨，甚至可能是一生的愧疚；其次，他的生命也将受到威胁，既有现在的掌控者，也有昔日的战友。叛徒往往先在意志上屈服，被死亡的威胁或亲情的牵绊所压垮。意志的薄弱有其两面性，那些变节者在白色恐怖面前会胆战心惊，在红色恐怖面前同样会颤抖。若论心狠手辣，顾顺章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越了向忠发。既然顾顺章如此，向忠发又怎能例外？
05、转变后被处决
忠发的背叛并未能为他赢得生命，反而导致他在第三天即遭处决，这实乃一件颇为蹊跷之事。目前，史学界所能查阅的资料均为他人或后世所听闻，缺乏亲身经历的史料。而且，这样的资料也日渐稀少，因为这一事件至今已有超过八十年之久了。
迄今为止，最贴近事件中心的口述史料，源自张纪恩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目击的两幅图像。其中一幅描绘了向忠发坐在椅上接受审讯的场景，另一幅则是他遭枪决后血肉模糊的惨状，这两幅照片都被收录在“赤匪向忠发”的案卷之中。国民党安排张纪恩观看这些材料的目的，不言而喻，意在威慑他，令其不敢追随向忠发的脚步。据另一人的回忆，那把椅子则被描述为电椅。
向忠发被捕后，尚未受到严刑逼供，便自行脱去大褂，宣称“我自己来交代”，随即向敌人全盘供认。暂且不论回忆中细节的矛盾之处，但总体而言，向忠发先是叛变，终遭杀害。
在梳理事件的脉络中，一个看似合乎逻辑的解释浮现出来。陈养山曾表示：“他之所以迅速遭受枪决，乃是因为电报传递过程中出现了时间上的误差。向忠发被捕后，最初被关押于法租界的捕房，随后被转解至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。警备司令部随即向蒋介石发出电报，报告已抓获共产党的总书记。当时蒋介石正身处庐山，接获电报后即刻批示‘就地枪决’。不久，他又收到第二封电报，告知向忠发已投降并叛变，于是再次批示‘暂缓枪决’。然而，待第二份批示送达上海时，向忠发已经被执行枪决。”这一说法与徐恩曾在晚年回忆中所述不谋而合。
徐恩曾曾言：“依据我们处理同类案件的惯例，向忠发已表明愿意改过自新，其求生之愿理应得到满足。然而，此次却出现了意外。我在南京接到向忠发愿意转变的汇报时，他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执行枪决。如此处理，对我工作的推进而言，无疑是一大损失。”陈养山与徐恩曾的观点，常为史家所采纳。
可是，蒋介石悬赏十几万大洋，仅仅就是把向忠发抓住杀掉吗？随意处死共产党的高官要员，不符合蒋介石此时的“剿共”策略。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，王明“左”倾错误统治中央，不仅造成思想路线上的偏差，也严重地破坏了党内团结。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内的分歧大造舆论，分化瓦解白区地下组织，并且产生了一定的效果。国民党把“异党”分子的变节行为称作“转变”，编印了一部名为《转变》的言论集，收入叛徒的“告共党青年书”“自首宣言”，向忠发和顾顺章自白均在其中。中统特务把这些材料发放到监狱和反省院，以期离间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，极尽分化挑拨之能事。在国民党眼中，变节者的使用价值不仅仅是出卖同志，还在于出卖灵魂之后的为虎作伥。
《中国共产党之透视》的作者认为：“顾顺章之被捕也，予共党之阴谋计划以重大打击，盖从此恐怖政策不复易旧乃夺其魂。向忠发、罗绮园之被捕也，予共党对主义对领袖之信任以重大打击，盖以其最重要之领袖尚不可信赖乃灰其心。卢福坦、徐锡根、余飞之自首也，则更馁其气焉。故自首潮流，于焉开始。”文中所列举的这些人，都是被捕叛变的共产党组织重要领导。
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、中央政治局委员徐锡根、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，他们更是直接被纳入徐恩曾的调查科，成为了国民党的特务。特别是卢福坦，他在向忠发被捕后，主动毛遂自荐，成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，调查科将其称作“代理伪中央总书记”。若向忠发当时依然健在，其在中统特务组织的资历，恐将远超后来者。从审讯到向忠发的处决，这一切均由淞沪警备司令部一手操办，特务组织调查科未曾插手其间。在共产党的秘密战和心理战中，保定军校出身的警备司令熊式辉，与留美工程师出身的徐恩曾相比，显然略逊一筹。或许，这正是此宗悬案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。
受到“椅子”到“电椅”的隐喻影响，一些研究者曾质疑：已年过半百的向忠发，是否因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残酷逼供而突然离世？换言之，向忠发并非国民党有意杀害，可能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。向忠发的死亡并非微不足道，下达命令的人亦非泛泛之辈，其命令必有文字记载。然而，能揭示历史谜团的文献可能早已尘封，有待未来的研究者去发掘。
06、未辨真伪的“供词”
向忠发被处死后，从国民党调查科传出一份向忠发的“供词”。1933年12月，《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》被收入《转变》一书。这份“供词”成为国民党研究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献。譬如反共文人王建民屡屡引用，并将全文录进他在香港、台湾出版的《中国共产党史稿》一书中。
向忠发的“供词”共有两个部分，总字数约3000字。第一部分为“自述”，主要内容是向忠发自己的简历，以及他在共产党内的任职情况。第二部分为“供白”，以十个篇目叙述向忠发所了解的共产国际、共产党中央与地方的情况。十个篇目依序分别如下：国际，中国，特务委员会，苏区负责者，李立三已经送到莫斯科去了，各地上层负责者，各地实际情形，军事，共党经济来源，附记。由于当事人的时间十分仓促，加之向忠发的文化程度有限，这不是一份表述系统的供词。当然，倘若供词是国民党伪造的，伪造的水平一定是相当高的，符合当时的环境氛围和向忠发个人的特点。
如同向忠发为何被处死，对于这份供词的真伪，也难以看到见证人的口述，历史故人的提及多是间接引述。最接近事件核心的，还是张纪恩的回忆。在淞沪警备司令部，他除去看到向忠发的两张照片，还有向忠发的“供词”，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，约两三页。只是张纪恩还说：“供的什么我不可能看得清楚。”孟庆树为王明整理的回忆称：据特科得到的消息说，向的供词主要内容一是请国民党饶恕他，二是说他自己是个挂名摆样子的总书记，实权在周恩来和陈绍禹手里等。作家穆欣综合当年中央特科成员李强、刘鼎等人的口述史料，说是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鲍文蔚和欧阳新，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偷录出来，证实了向忠发的叛变和“供词”。鲍文蔚于1932年3月从法国留学回来，恰逢警备司令部需要外文秘书，好友潘汉年通过关系将他安排进去。潘汉年时任特科负责人，他指令特科成员欧阳新为鲍文蔚的联系人。穆欣的叙述与陈养山所说，即1932年至1933年之间弄到向忠发审讯材料，在时间上是一致的。这个结论也为一些重要史书所采信，如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《陈云传》，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第78卷收入的《向忠发》等。
由于对获取向忠发审讯材料的经过，没有第一人称的直接回忆，研究者也通过对“供词”内容的分析，以辨别其真伪。而这项研究又与考辩向忠发的叛变有所重复。供词的作者当然是叛徒，供词就是在出卖灵魂的同时，出卖曾经的组织和同志。
向忠发被捕后，《申报》有关牛兰案件的报道中，几次提到向忠发在警备司令部供出牛兰的身份，以及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。牛兰是波兰人，被捕前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人员。共产国际发起大规模的营救行动，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，国民政府不得不公开审理。江苏省高等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中，援引向忠发的供称：“国际共产党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，前为米夫，现已回国，现由波兰人负责，自称为比国人，现因事发被获在英租界捕房，此人名不详。（中略）经济来源由国际帮忙，中国党每月一万五千美金，而分配于南方局江南局长江局北方局满洲（下略）等处。”这份判决书被《申报》摘编，其中注明此段话“见向忠发案卷宗”。对比向忠发的“供词”，与判决书引述的内容完全一样。“（中略）”前后的文字均出自第二部分“供白”，系第一个篇目“国际”，第九个篇目“共党经济来源”。
而在向忠发的“供词”里，也存在着常理难以解读的疑问。一是向忠发十分熟悉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，“供词”中却只字未提；除去已经被捕的牛兰，没有与向忠发有过联系的任何人员名字。二是向忠发所了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地点，全国总工会、团中央、江苏省委所在地等，都没有出现在“供词”中；倒是提供了两个具体到门牌号码的地址，即团中央书记秦邦宪、中央妇女部部长周秀珠原来的住所，此时已不再使用。三是“供词”中将“我的工作负责人”，也就是秘书余昌生说成是李金生。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的余昌生，此时使用李金弟的化名，向忠发是清楚的。所以张纪恩认为“供词”是敌人伪造的，是顾顺章之流冒名炮制出来，混乱我党视听的。
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。在缺少原始文献和直接见证人的情况下，就需要史家的客观分析。有的口述者出于自身的利益或某种需求，可能会臆造出一些独家的“史料”，于是就有了那个神秘的告密者。徐恩曾和党务调查科的秀才们，十分热衷寻找与共产党有关的桃色传闻，为的是败坏对手的名誉，分化对手的组织。从1933年调查科编印的《转变》，到1953年徐恩曾撰写的《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》，这些内容都不少见，这种风格如出一辙。有的口述者出于个人的立场与感情，可能会对过程的描述添加一些色彩，于是就有了“大褂一脱，我自己来讲”的场景。在孟庆树为王明整理的材料中，竟然还有这样的情节：军法官向已然叛变的向忠发宣读蒋介石的命令，将他立即就地枪决。已经叛变的向忠发听后大怒，高呼“打倒蒋介石，打倒国民党，打倒帝国主义，中国共产党万岁”的口号。以一个变节者的信仰与贞操，这样的口号倘若真的出自向忠发之口，我甚至不愿去使用“亵渎”一词，因为它是何等的滑稽和荒唐。
“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”。自从有了辛弃疾这一曲“破阵子”，“生前身后”便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。这里的生前身后，是指活着和死后，包括人的一生。而对于向忠发的最终评价，却在于他最后的三年，也就是从1928年7月20日就任“总书记”，到1931年6月24日被杀。比之登上共产党的最高位置，向忠发的被杀更是陡然而至。尽管细算起来还差26天才够三年，尽管留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未解之谜，历史已经为这个叛徒盖棺定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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